伪集体主义与企业生存
    很多人认为中国人的“合作障碍症”根于缺乏一个基于普遍主义的精神信仰。在西方，这种信仰来自于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人人生而平等，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各自平等地面对上帝，向上帝负责。在日本，这种信仰则来自于神道教、天皇崇拜，为国家、天皇，个人愿意贡献一切。西方强调个体本位、个体主义，先民富再国强；日本则强调集体本位、集体主义，大河有水小河满。
    那么中国是什么？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一般都很牵强地把中国归入集体主义。中国与日本的区别绝对不比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小，怎么能都是集体主义呢？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伪集体主义”。一个“伪”字，道尽中国文化密码。
    伪集体主义指的是中国人有两套理论，表面上讲集体主义，骨子里行利己主义。集体主义是话语(Discourse)，提供合法性（Legitimacy）, 起到遮羞布的作用。 满嘴里是天下、集体、以XX为家之类的大话，却都是给别人听的，自己其实从来不信。
    所以中国公司内，高层给低层讲集体主义，强调奉献、服从的义务，却往往忘了自己关心、照顾低层，倾听低层意见的义务。集体主义中“子孝”与“父慈”相辅相成，比如日本公司里上司往往就非常尊重下属的意见，努力实行真正的集体决策；中国公司却往往名为集体决策，实为一言堂，下属表达的意见都是察言观色的结果，所以能够“发领导之未发”的下属往往平步青云。日本公司采用年功序列，其实质是一种延期支付制度，相当于员工给公司提供一笔信贷，员工年老了再支付；中国公司到该支付时却往往赖账，通常的手段是“买断工龄”，甚至找个茬儿把你开除了，几十年的老账莫名其妙地被一笔勾销。
    父不慈、子难孝。中国公司的低层处于一种很尴尬的位置。一部分是老实人勤勤勉勉地服从、奉献；一部分则很勉强地虚与委蛇；一部分却变成了异议分子，整天牢骚满腹；另外一部分则成为机会主义分子，慢慢走向利己主义。
    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也建成了相当成功的科层制组织关系，但是这种组织是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缺乏完善的激励机制。国有企业中，企业家的“觉悟”往往成为产权激励政策的替代品。这里面既有长期政治话语的熏陶，也有对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平等精神，“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互利精神的重新发现。但因为“觉悟”往往可遇不可求，企业高层领导的榜样作用，或者说是“人格魅力”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力量往往不能继续。因此就缺乏树立长期竞争优势的体制保障。

寻找怎样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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