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管理变革的文化分析

    中国企业家正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转轨经济需要企业家在种种制度和文化的变迁中做出冷静的分析与判断，把握属于自己的机会。另一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国企业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管理变革，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
    要想在变革时代完成自己的使命，需要中国企业家有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领悟，一种对当下制度及文化环境的深度体认，表现为领悟之后的决断。
    “我们是一边跑一边回头学走路。”这是一位中国企业家对自己企业的判断。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已经很不容易；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回头解决企业经营管理各个环节上的问题。这种仓惶上路的紧张感似乎是很多企业家共同的心理体验，在企业经营中他们必须完成诸多使命：产权改造、激励机制、管理变革、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等等，而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就决定了转型期中国企业家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商业环境，需要更多的智慧，而这种智慧需要某种更为广博的精神资源的推动。
    什么可以在更本原的层面上推动中国企业的管理变革？是ERP吗，是供应链管理吗，是业务流程重组吗？这些企业管理技术层面的因素正在推动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进程，它们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仍然期待一种更深厚的精神资源的出现。
    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曾经给无数中国企业经营者带来启发。胡雪岩的权钱交易和官商勾结的生意经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变革时期的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为了生意，胡雪岩甚至把自己心爱的小妾送给了别人。毫无疑问，这种严重扭曲的人格并不能成为现时中国企业家的榜样。曾国藩在晚清乱世整合各种资源的手段和谋略曾经让不少企业家为之叹服，更有不少企业家津津乐道于清宫王朝戏，揣摩其间的帝王权谋之道，这些显然不是是中国企业管理变革的精神资源。
    曾经有人认真研究西方新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要好过“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宗教信仰对于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却又很难出现一个可以临时抱的上“佛脚”。
    但是管理大智慧的出现的确需要“管理”之外的精神资源的支撑，因此，对于更有创生能力的精神资源的追寻和探索，将是我们极为重要的一项任务。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高登•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是国外较早研究华人企业的管理学者之一。他于1990年出版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迄今为止仍是在这个领域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雷丁在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东南亚海外华人企业赖以成功的精神资源？

走向卓越的精神障碍
    雷丁的结论大致可以用私人性、家长制、不安全感三点来概括。首先，华人的私人关系网络是他们进行各种商业交易的基础，包括外部市场上的交易和人员雇佣这样的企业内部交易。基于私人关系的各种交易不需要正式合同，往往效率很高。其次，华人组织里实行家长制，等级分明。不同等级的权利、义务不同，低层要孝顺、服从高层，但反过来高层也要关心、照顾低层。家长制的组织在一定规模内往往有很高的凝聚力。第三是不安全感。海外华人身处异乡，人生地不熟，随时可能遭到当地人的掠夺和驱逐，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压力变动力，华人不得不辛勤地劳动，孜孜于经营，时刻不敢懈怠。
    雷丁本人热爱亚洲文化，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但他仍然带有欧美人的视野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私人性、家长制、不安全感也正是妨碍华人建立世界一流卓越企业的精神障碍。私人性、家长制本质上讲的是同一个现象：华人不善于建立非私人的、基于契约的、平等的、正式的合作关系。反映到企业内部组织建设上，华人企业不善于进行职业化管理，搭建有可延展性、可复制性的大型现代科层制组织。而大型科层制组织是现代企业竞争的载体，尤其是在汽车、金融、大型连锁等战略性行业。在外部市场交易上，华人不善于与外人、陌生人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市场交易往往局限在一个较小的圈子内，生意伙伴大多是熟人或者熟人的熟人。小圈子内交易成本降低的代价是圈子之外的交易成本趋于无穷大，交易根本无法实现，从而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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